表述中国的文学人类学实践——评《文学与人类学之间——20世纪上半叶西南民族志表述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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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罗庆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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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2018-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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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人类学之间》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西南民族志撰写者如何将西方现代民族学、人类学的知识体系与中国传统方志的有效勾连来记录西南少数民族。
20世纪整个人文学科中最大的成就之一就是跨学科研究。其中文学与人类学这两门学科的连接，体现在文学人类学这门年轻的学科中。而将文学与人类学话语关联的最重要中介，就是人类学的民族志。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世界开始探讨人文学科的“表述危机”，人类学学界开始质疑民族志的科学性与客观性。王璐的专著《文学与人类学之间——20世纪上半叶西南民族志表述反思》以人类学进入中国之后重要的学术实践重镇中国西南为研究对象，分析了跨越半个世纪的中国西南民族志样本，既探讨了表述中国的另一种可能，也思考了西学民族志如何在落地中国后形成自己的学术范式。
一、民族志，文学与人类学之间重要的话语关联
80年代以来，民族志撰写的科学权威性受到质疑，《写文化》（Writing Culture）一书直接面对的问题就是“民族志文本写作”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在此书中，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马尔库斯（George E.Marcus）等人分析了民族志文本中修辞的运用，以及这些修辞背后所体现出的权力格局等如何影响了民族志文本权威性的生成。《文学与人类学之间》将西南民族志放在这样的语境中进行学术分析。借用具体的西南民族志文本，作者分析了民族志其实是科学与文学相结合的产物。“从科学来讲，民族志使得西南民族文化以调查者的第一手材料呈现；从文学来说，这第一手呈现的材料在记录上呈现出客观之中有主观选择性。”借用“表述”的概念，作者将文学与人类学联系起来，并将“表述”贯穿在著作的主要分析框架里。作者将当时的典型西南民族志文本进行解剖，以凌纯声的《湘西苗族调查报告》为例，列出了民族志的三个重点分析维度。一是从时间上对少数民族的族源进行追述，二是关于西南地理空间的表述，三是关于西南文化的表述。在每一种看似客观的民族志调查撰写里，作者找出了很多主观性选择的记录，这种主观选择性跟当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的自身身份、国家情怀以及中原观念等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通过族源和祖源的追述，他们会得到与汉族同源的结论；同时通过地理交通的落后，来区分出夷（少数民族的统称）与汉之间不同的现状，明确以后再拿出治理的对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分析极其精彩，为将边疆少数民族纳入现代国民，他们具有将少数民族自由的婚恋观与五四以来追求的自由解放联系在一起，从而将其纳入现代国民。作为文本的表述，民族志由此在客观的基础上渗入了很多主观的成分。
二、表述中国，从西南民族的多样性认识多元的中国
如何书写中国，表述中国，长期以来都是中原王朝的事情，多族群的边缘视角历来都被轻视或忽略。著作将西南民族志作为重点分析对象，使得表述中国的边缘视角得到有力的关照。民国时期，西南是一块特殊的区域，使得大量的民族志产生在西南，西南成为中国民族志的一大试验田。当时的西南各国争夺，中国的知识分子力图以学术的力量来证明自己对这块领地的话语权，他们需要熟悉这块在历史上曾经模糊表述的地带，到底有多少族群以及这些族群的特点是什么。民国时期，边政学兴起，西南研究一时成为显学。作者称，西南，成为中国现代民族志的缩影。
为了表现更真实的族群，著作将民族志文本的概念扩大，不仅将标准的科学民族志，如《湘西苗族调查报告》等纳入重点进行分析，同时也将游记类文本纳入分析，著作几乎囊括了所有的非虚构写作文本。这种思路，恰恰是对《写文化》以来对科学民族志质疑的一种回应，民族志文本的后现代性正是体现在文本的多元化与多样化，如何才能表述出更真实的自我与他者，这才是民族志的本质所在。所以在著作中，尤其重要的是，作者将少数民族自身的表述纳入对照分析，比如苗族学者石启贵、杨汉先、梁聚五，彝族土司曲目藏尧，彝族军官岭光电等。通过彰显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的表述，探讨了表述新的多元中国文化观的可能。
三、中国民族志，在西学的影响下如何表述中国
作为文献大国，落定中国后的民族志并非严格按照西学框架来进行学术操作。中国的民族志变成了有自己特点的中国民族志。作者将其总结为三个维度：从体例上看，一是有别于当时西方民族志体例，即增加溯源研究；二是吸收了中国传统方志体例，在非规范的民族志文本中有大量运用；三是融和了“调查报告”这一现代文体。从观念上讲，民国时期的民族调查(民族志)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人类学平等观念，试图突破传统中原中心观，但受传统方志观念及近代民族主义情绪影响，传统中原中心观念，又演变成为建立新的民族国家而以汉族为中心，整合、团结边疆少数民族的国族观念。从内容上说,民国时期(中国早期)的民族志书写涉及内容很丰富，囊括了人类学理论自开创之时的三类论述方式，即历史、地理和文化特性，与此同时，其中包含普世论、特殊论或比较论。但在具体表述中又有所超越。中国民族志在西方民族志的基础上，吸收了传统方志的框架及内容。然而，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中国民族志在这一时期并非完全成熟，在对文化的阐释中，仍然会看到很多因袭旧有的思维模式限制了接近真相的可能，在对文化的表述中，只见群体不见个体，只见国家不见个人，作者的洞见是非常准确的。从地方到人类，中国民族志的表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