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要怀念杨绛先生?
来源:探索与争鸣杂志
|
作者:刘悦笛
|
发布时间: 2016-05-26
|
2634 次浏览
|
分享到:
昨天，杨绛，这个文坛最后一位被我们称为女先生的人走了。
先生走了，我们哀而不伤。
哀而不伤，正是一种古典的气质和情怀。杨绛之后，谁还能配?
可是，一个古典向现代过渡的君子离开了。我们真的还是很悲伤。
这几年，我们不吝用“最后一位”反复来纪念这些文化老人。最后一位?我们在哀叹什么?我们在挽留什么?我们又在追怀什么?
这些世纪文化老人，他们是为20世纪中国书写民族志的人。他们有的如洪钟大吕，有的温润典雅，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去抚平20世纪的皱褶。尤其是他们在历史的转折点的人生态度，值得我们所玩味和借鉴。但是，现在，这些留着19世纪古典遗韵，趟过20世纪现代河流，并掀起涟漪和浪花的世纪老人正在一个个凋零，只留下一个个日渐模糊的背影供我们追怀。残酷呀。这些文化老人，为文化守灵，为文化托命。现在守灵人走了，他们撑起的20世纪天空一碧如洗，没留下一点痕迹。我们怎么不悲伤!
先生在，我们可以按图索骥，可以辨别航向，先生走了，我们不知道风向哪个方向吹;起风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在哪里为人生躲雨。这怎么不让我们无限感怀和悲伤?
先生在，我们尚知古典为何物，先生走，古典气若游丝。我们在微信朋友圈里悼念，我们在互联网上感怀，我们用现代的方式，作别古典时代的君子，想想不残酷吗!
“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伤。”古典时代早就没了，今天，古典时代的守灵者也没了。21世纪的孤魂野鬼们往何处去?这才是让我们真正悲切的地方。
她是我们院最“典雅”的女士，淡定从容过一生后，却带走了一个“古雅”的时代!
在我们身处的时代，为什么要怀念如杨绛这般的世纪“文化老人”?道理其实好简单!这些“文化老人”身上，如忏悔世事的巴金，如顺遂人世的启功，都有着与现时代格格不入的东西。这东西，我们都明知珍贵，但大多数人却真做不到，所以才倍感珍惜!
杨绛先生驾鹤西游后，果然又被“刷屏”了，但却违背了她生前本意：“如果去世，不想成为新闻”。君不见，多少网站主页上这条消息被列在前列，多少微信圈子里将这条消息广为传播，这无疑是一种有情的缅怀，但也是一种无情的消费。
大众们所期望见到的是什么?一个就是杨绛语录的“心灵鸡汤化”，杨绛的人生感悟几个小时内就被反复编辑推出，就连那篇文气还算贯通的《一百岁感言》，也被挖出是由写手拼贴杨绛的零散话语而成篇的;另一个则是杨绛的生平故事，特别是与钱锺书先生成为伉俪的故事，外加费孝通先生追求她的轶事，好像这对著名学者夫妇成为了萨特与波伏娃那种存在主义契约婚姻的反面，他们是毕生相濡以沫，外加女儿又形成了“我们仨”的故事。
然而，我们怀念杨绛先生，并不是因为这些。
就像我们怀念陈寅恪乃基于其深厚学问，而非仅仅是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后者无疑是以前者为基础的，没有了学问岂能空谈思想自由?
就像我们怀念金岳霖乃在于其在逻辑学的拓荒，而非在民间被津津乐道的为林徽因而终生不娶的故事，事实是与金先生相守的为其后来的夫人，而金先生的贡献岂能被民间传奇所抹煞?
在怀念杨绛先生的新浪潮之中，恰恰是迷醉于其人生感言的人多，道说她的人生故事的更多，而论其学者少矣!殊不知，这“学问”本身，才是杨绛先生“安身立命”之道。
杨绛先生作为女人，作为学者，作为作家，她的一生是难以复制的：有着令人歆羡的家学渊源，有过海外游学的丰富经历，有着学富五车的学者丈夫，有过政治运动的惨痛苦难，有着翻译经典的专业造诣，有过文学成就的大众热捧……
不过，杨先生始终保持着一颗淡泊之心，并有着一种女人独特的反抗意识：“在大的时代里，个人正如一叶扁舟，唯有随波逐流，偶尔的讽刺、同情，但人也只能平静地一步步走向坟墓而已。命运于此，并不是一个悲剧，不过是巨大的讽刺!”
翻译上的成就，大家总是言必称伟大名著《堂吉诃德》。她的确把一部西班牙语经典，翻译成为了另一部“汉语的经典”!大翻译家朱光潜先生曾把翻译区分为散文(小说)翻译、诗歌翻译和理论翻译(他本人的确在美学理论翻译上更为突出)，当他的学生私下问他整个中国谁翻译最好时，他曾说散文杨绛译得最好。这大概所指的是194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杨绛译《一九三九年以来英国散文作品》那个经典选本。
但后来，杨绛先生取得更大成就的乃是小说翻译，说得更具体些，其实就是所谓“流浪汉小说”翻译。因为即使《堂吉诃德》这样的反骑士的骑士小说，也被归入流浪汉小说的大门类之内。
其实，杨绛先生乃是挑战了最繁复的小说翻译，因为流浪汉小说往往在语言上枝蔓横生，在未定型阶段如此，即使到了成熟时期也是。
在文学史上，无名氏的《小癞子》开启了流浪汉小说之先河，杨绛先生的小说翻译就是从这本“小说鼻祖”开始的。从她的翻译过程足见一位译者的认真与执著，因为她最初是从英文转译的，后来又改从法文转译，1950年平明出版社出版的就是从法文来的译本。两年后又开始重新修订，直到1976年又据富尔歇·台尔博斯克校订的1958年版西班牙原文重译，197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终出从西班牙文来的译本。但杨绛先生自己还不满意，1983年她又根据何塞·米盖尔·加索·贡萨雷斯的校注本，也就是1982年的新版重译了《小癞子》。
在翻译完成《小癞子》之后，在动手试译《堂吉诃德》这长篇巨制之前，杨绛先生还翻译了法国流浪汉小说的代表作《吉尔·布拉斯》。选择这部小说的意义，在杨绛看来，因为从这部作品开始，小说不再依附于历史，地位也超过了历史，所以翻译它极具文学史价值。
翻译家董衡巽先生曾对杨绛对该小说对译文有着如此的高度评价——“她不是用一般语言干巴巴地在作线条式的翻译,而是用符合原作精神的色彩绚烂的文学语言去临摹一幅原画，所得到的自然是一件有血有肉的丰满的艺术品。其效果仿佛原作者在用汉语写作,而对翻译者来说,则如同自己在进行艺术创作。”这便意味着，杨绛先生的如此高境，使得翻译皆成为了艺术!
我始终觉得，丈夫先写的《围城》与妻子后写的《洗澡》，倒是可以双剑合璧!这一男一女的知识分子视角，这一民国一运动的历史社会语境，本是可以阴阳互补的。
作为社科院经历过“滚泥巴”的学者们，大都与杨绛先生有着近似的文革经历，然而，却鲜有学人用文学的方式将这段“文革记忆”复现出来，杨绛的《干校六记》则为大家记载这段小史。
于是乎，在看过1988年创作的《洗澡》还有其他作品之后，就有一些文人站出来说，这部小说对政治运动太过“轻描淡写”了，与巴金的《随想录》相比，甚至有点“太过轻松”了，但果真如此吗?
相信，经历过政治运动的学者，除了那些不倒的当权派外，大都面临了“尊严扫地”的窘境。然而，杨绛先生在回忆这段历史并进行文学加工的时候，却恰恰采取了某种超然的姿态，这就不同于一般“反思文学”的立场。这就需为杨绛先生辩!
第一，“女性视角”：杨绛的运动叙事始终是从女性眼光出发，从小事小节说起，那种不惊无宠的淡定也是女性化的;
第二，“反讽视角”：这大概也是对《围城》语言风格的某种模仿与因袭，因为独善其身也就相对安静，这并非体现了什么“时刻的自保意识和隐秘的利己主义”;
第三，”历史视角”：当与当年政治运动的“其人其事”拉开了一定历史距离的时候，就会从小说的维度对于历史有着更“冷眼”的静观与审视。
杨绛先生的女性文学创作，始终有种与历史的某种“错位”。在民国时代，上海沦陷时，她写的却是世态喜剧，内战爆发后，她则改写小人物的灵魂挣扎。钱锺书的《围城》也是如此，所以才会在文革年代之后被“再次阅读”。
到了改革开放之后，伤痕文学已过时之际，文革被迫遗忘之时，杨绛却拿起笔来重写那段创伤的历史。还真是没想到，这次的写作，居然从边缘走向了中心，但当人们拿之与主流文学比照时，就愈发显得其那么冷刻与孤立，但这也构成了杨绛文学创作的基本特质。
正如李健吾先生早就指明的:“杨绛不是那种飞扬踔厉的作家，正相反，她有缄默的智慧”，而这种缄默，也塑造了这位女性作家的韧性与力量。
在纪念杨绛先生这位“文化老人”的时候，我们所要记住的，不仅仅是这个人，这个人身上所具有的这个时代所不具有的高贵品质，而且，也要记住她的书，因为她所有的书，就形成了“她的传记”——这是一位“精神贵族”留给我们的个人历史，而这私人史，恰恰表征了这个时代所能达到的文化的高度!
杨绛先生有句话，近期被广为流传——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其实，这句话来自于她翻译英国诗人兰德(Walter Savage Landor)那首名诗，据说乃是诗人74岁生日(1849年)所作。杨绛先生独喜这首小诗，并拿它作为晚年的散文集《杨绛散文》的卷首题词。
究其实质，诗人在这首诗当中，思虑乃是生死大问题，一个文人虽然走了，但是她的生命，却从每个阅读她文字的人那里得以开始，就以这首小诗来结束此刻的缅怀：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
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
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
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I strove with none, for none was worth my strife,
Nature I loved, and next to Nature,Art;
I warmed both hands before the fire of life,
It sinks, and I am ready to depart.
先生走了，我们哀而不伤。
哀而不伤，正是一种古典的气质和情怀。杨绛之后，谁还能配?
可是，一个古典向现代过渡的君子离开了。我们真的还是很悲伤。
这几年，我们不吝用“最后一位”反复来纪念这些文化老人。最后一位?我们在哀叹什么?我们在挽留什么?我们又在追怀什么?
这些世纪文化老人，他们是为20世纪中国书写民族志的人。他们有的如洪钟大吕，有的温润典雅，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去抚平20世纪的皱褶。尤其是他们在历史的转折点的人生态度，值得我们所玩味和借鉴。但是，现在，这些留着19世纪古典遗韵，趟过20世纪现代河流，并掀起涟漪和浪花的世纪老人正在一个个凋零，只留下一个个日渐模糊的背影供我们追怀。残酷呀。这些文化老人，为文化守灵，为文化托命。现在守灵人走了，他们撑起的20世纪天空一碧如洗，没留下一点痕迹。我们怎么不悲伤!
先生在，我们可以按图索骥，可以辨别航向，先生走了，我们不知道风向哪个方向吹;起风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在哪里为人生躲雨。这怎么不让我们无限感怀和悲伤?
先生在，我们尚知古典为何物，先生走，古典气若游丝。我们在微信朋友圈里悼念，我们在互联网上感怀，我们用现代的方式，作别古典时代的君子，想想不残酷吗!
“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伤。”古典时代早就没了，今天，古典时代的守灵者也没了。21世纪的孤魂野鬼们往何处去?这才是让我们真正悲切的地方。
——《探索与争鸣》编者按
我们为什么要怀念文化老人？
杨绛先生去了!她是我们院最“典雅”的女士，淡定从容过一生后，却带走了一个“古雅”的时代!
在我们身处的时代，为什么要怀念如杨绛这般的世纪“文化老人”?道理其实好简单!这些“文化老人”身上，如忏悔世事的巴金，如顺遂人世的启功，都有着与现时代格格不入的东西。这东西，我们都明知珍贵，但大多数人却真做不到，所以才倍感珍惜!
杨绛先生驾鹤西游后，果然又被“刷屏”了，但却违背了她生前本意：“如果去世，不想成为新闻”。君不见，多少网站主页上这条消息被列在前列，多少微信圈子里将这条消息广为传播，这无疑是一种有情的缅怀，但也是一种无情的消费。
大众们所期望见到的是什么?一个就是杨绛语录的“心灵鸡汤化”，杨绛的人生感悟几个小时内就被反复编辑推出，就连那篇文气还算贯通的《一百岁感言》，也被挖出是由写手拼贴杨绛的零散话语而成篇的;另一个则是杨绛的生平故事，特别是与钱锺书先生成为伉俪的故事，外加费孝通先生追求她的轶事，好像这对著名学者夫妇成为了萨特与波伏娃那种存在主义契约婚姻的反面，他们是毕生相濡以沫，外加女儿又形成了“我们仨”的故事。
我们仨
然而，我们怀念杨绛先生，并不是因为这些。
就像我们怀念陈寅恪乃基于其深厚学问，而非仅仅是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后者无疑是以前者为基础的，没有了学问岂能空谈思想自由?
就像我们怀念金岳霖乃在于其在逻辑学的拓荒，而非在民间被津津乐道的为林徽因而终生不娶的故事，事实是与金先生相守的为其后来的夫人，而金先生的贡献岂能被民间传奇所抹煞?
在怀念杨绛先生的新浪潮之中，恰恰是迷醉于其人生感言的人多，道说她的人生故事的更多，而论其学者少矣!殊不知，这“学问”本身，才是杨绛先生“安身立命”之道。
杨绛先生作为女人，作为学者，作为作家，她的一生是难以复制的：有着令人歆羡的家学渊源，有过海外游学的丰富经历，有着学富五车的学者丈夫，有过政治运动的惨痛苦难，有着翻译经典的专业造诣，有过文学成就的大众热捧……
不过，杨先生始终保持着一颗淡泊之心，并有着一种女人独特的反抗意识：“在大的时代里，个人正如一叶扁舟，唯有随波逐流，偶尔的讽刺、同情，但人也只能平静地一步步走向坟墓而已。命运于此，并不是一个悲剧，不过是巨大的讽刺!”
杨绛先生
总体观之，杨绛先生毕生的最大贡献，就在于翻译与写作，二者不仅在她那里得以并举，而且相互之间亦是互动的。她自己编选《杨绛文集》时在卷首就表明：“全部文章，经整理，去掉了一部分，把留下的部分分门别类。一半是翻译，一半是创作。创作包括戏剧、小说和散文”，杨绛先生深知自己的贡献所在。翻译上的成就，大家总是言必称伟大名著《堂吉诃德》。她的确把一部西班牙语经典，翻译成为了另一部“汉语的经典”!大翻译家朱光潜先生曾把翻译区分为散文(小说)翻译、诗歌翻译和理论翻译(他本人的确在美学理论翻译上更为突出)，当他的学生私下问他整个中国谁翻译最好时，他曾说散文杨绛译得最好。这大概所指的是194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杨绛译《一九三九年以来英国散文作品》那个经典选本。
但后来，杨绛先生取得更大成就的乃是小说翻译，说得更具体些，其实就是所谓“流浪汉小说”翻译。因为即使《堂吉诃德》这样的反骑士的骑士小说，也被归入流浪汉小说的大门类之内。
其实，杨绛先生乃是挑战了最繁复的小说翻译，因为流浪汉小说往往在语言上枝蔓横生，在未定型阶段如此，即使到了成熟时期也是。
在文学史上，无名氏的《小癞子》开启了流浪汉小说之先河，杨绛先生的小说翻译就是从这本“小说鼻祖”开始的。从她的翻译过程足见一位译者的认真与执著，因为她最初是从英文转译的，后来又改从法文转译，1950年平明出版社出版的就是从法文来的译本。两年后又开始重新修订，直到1976年又据富尔歇·台尔博斯克校订的1958年版西班牙原文重译，197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终出从西班牙文来的译本。但杨绛先生自己还不满意，1983年她又根据何塞·米盖尔·加索·贡萨雷斯的校注本，也就是1982年的新版重译了《小癞子》。
在翻译完成《小癞子》之后，在动手试译《堂吉诃德》这长篇巨制之前，杨绛先生还翻译了法国流浪汉小说的代表作《吉尔·布拉斯》。选择这部小说的意义，在杨绛看来，因为从这部作品开始，小说不再依附于历史，地位也超过了历史，所以翻译它极具文学史价值。
翻译家董衡巽先生曾对杨绛对该小说对译文有着如此的高度评价——“她不是用一般语言干巴巴地在作线条式的翻译,而是用符合原作精神的色彩绚烂的文学语言去临摹一幅原画，所得到的自然是一件有血有肉的丰满的艺术品。其效果仿佛原作者在用汉语写作,而对翻译者来说,则如同自己在进行艺术创作。”这便意味着，杨绛先生的如此高境，使得翻译皆成为了艺术!
《堂吉诃德》
关于文学创作，杨绛先生尽管民国时期就因文学而小有名气，但更重要的创作还是在文革之后。这就与钱锺书先生恰好相反，因为后来忙于《管锥编》的撰写及其他理由，共和国成立后的钱锺书弃小说创作而主攻学术。有趣的是，杨绛先生在翻译与研究的同时，却开始了大量的文学创作，夫妻二人恰好走了反向的路。我始终觉得，丈夫先写的《围城》与妻子后写的《洗澡》，倒是可以双剑合璧!这一男一女的知识分子视角，这一民国一运动的历史社会语境，本是可以阴阳互补的。
作为社科院经历过“滚泥巴”的学者们，大都与杨绛先生有着近似的文革经历，然而，却鲜有学人用文学的方式将这段“文革记忆”复现出来，杨绛的《干校六记》则为大家记载这段小史。
于是乎，在看过1988年创作的《洗澡》还有其他作品之后，就有一些文人站出来说，这部小说对政治运动太过“轻描淡写”了，与巴金的《随想录》相比，甚至有点“太过轻松”了，但果真如此吗?
相信，经历过政治运动的学者，除了那些不倒的当权派外，大都面临了“尊严扫地”的窘境。然而，杨绛先生在回忆这段历史并进行文学加工的时候，却恰恰采取了某种超然的姿态，这就不同于一般“反思文学”的立场。这就需为杨绛先生辩!
杨绛先生
在此，我想给出三点辩护。第一，“女性视角”：杨绛的运动叙事始终是从女性眼光出发，从小事小节说起，那种不惊无宠的淡定也是女性化的;
第二，“反讽视角”：这大概也是对《围城》语言风格的某种模仿与因袭，因为独善其身也就相对安静，这并非体现了什么“时刻的自保意识和隐秘的利己主义”;
第三，”历史视角”：当与当年政治运动的“其人其事”拉开了一定历史距离的时候，就会从小说的维度对于历史有着更“冷眼”的静观与审视。
杨绛先生的女性文学创作，始终有种与历史的某种“错位”。在民国时代，上海沦陷时，她写的却是世态喜剧，内战爆发后，她则改写小人物的灵魂挣扎。钱锺书的《围城》也是如此，所以才会在文革年代之后被“再次阅读”。
到了改革开放之后，伤痕文学已过时之际，文革被迫遗忘之时，杨绛却拿起笔来重写那段创伤的历史。还真是没想到，这次的写作，居然从边缘走向了中心，但当人们拿之与主流文学比照时，就愈发显得其那么冷刻与孤立，但这也构成了杨绛文学创作的基本特质。
正如李健吾先生早就指明的:“杨绛不是那种飞扬踔厉的作家，正相反，她有缄默的智慧”，而这种缄默，也塑造了这位女性作家的韧性与力量。
在纪念杨绛先生这位“文化老人”的时候，我们所要记住的，不仅仅是这个人，这个人身上所具有的这个时代所不具有的高贵品质，而且，也要记住她的书，因为她所有的书，就形成了“她的传记”——这是一位“精神贵族”留给我们的个人历史，而这私人史，恰恰表征了这个时代所能达到的文化的高度!
杨绛先生
杨绛先生有句话，近期被广为流传——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其实，这句话来自于她翻译英国诗人兰德(Walter Savage Landor)那首名诗，据说乃是诗人74岁生日(1849年)所作。杨绛先生独喜这首小诗，并拿它作为晚年的散文集《杨绛散文》的卷首题词。
究其实质，诗人在这首诗当中，思虑乃是生死大问题，一个文人虽然走了，但是她的生命，却从每个阅读她文字的人那里得以开始，就以这首小诗来结束此刻的缅怀：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
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
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
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I strove with none, for none was worth my strife,
Nature I loved, and next to Nature,Art;
I warmed both hands before the fire of life,
It sinks, and I am ready to dep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