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渠哪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来——由传统曲艺谈曲艺传统
来源:《现代艺术》2016年第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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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立生（著名曲艺作家、理论家，山东省曲艺家协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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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2016-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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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当下温室“盆景”凋谢零落，大地“野花”竞相开放的曲艺生态，优秀的曲艺传统提醒我，“礼失而求诸野”，让曲艺回归到哺育它生长的民间去，那里才是曲艺之花永开不败的源头活水。
有人用手机发了段“快板儿”给我：“五零六零哥，生在平民窝：家住小平房，吃饭围着桌；奖状木镜框，并排墙上搁；有声半导体，最爱听小说；泉边去游泳，踏青自行车；饭菜油腥少，吃得乐呵呵；秋天山里红，爱把蝴蝶捉；总是盼过年，穿新好吃喝……老来日子变，睡少心事多； 生命虽无常，晚霞映山坡……”吟罢，我回复道：尽管它顺口、流畅，亦不乏怀旧的真实情感；但，它节奏缺少对比、变化，亦没啥人物、故事与趣味性，与“传统曲艺”的快板儿尚有较大距离。即使如此，我依然向您和它致敬，因为我在其中品到了“民间文化”的味道。
我知道，“历史上伟大的作家文艺家都是一些胖娃娃，这些胖娃娃都是喝民间文艺的奶长大的。”（周扬语）正是基于这样的价值观与审美观，我对包括“顺口溜”在内的民间文学非但不敢有一丝的轻视，且一向诚惶诚恐，敬重有加。我认知里的曲艺传统，不仅是曲艺艺人世代相传的曲艺文化、曲艺精神，亦是其创造经典、成就名家、丰富自我的思维、智慧及其方法。面对当下温室“盆景”凋谢零落，大地“野花”竞相开放的曲艺生态，优秀的曲艺传统提醒我，“礼失而求诸野”，让曲艺回归到哺育它生长的民间去，那里才是曲艺之花永开不败的源头活水。
一、民间文化是曲艺安身立命的源头活水
歌德曾经说过，“作品的价值大小，要看它所唤起热情的浓薄。”认同它，所以，我从来不认为曲艺作品是“小玩意儿”，更没有因为从事传统曲艺而妄自菲薄。当然也便没有某些大学者的焦虑，担心流行民间的“段子”成了当代整体文学的“符号”。我甚至不敢否认很多好段子让我叹为观止，令我从中得到许多有益的滋养与启迪。我的笔记本里摘录了许多“段子”品质的“当代民间文学”，有某男人“宣言”：少女诚可贵，少妇价更高，若有富婆在，二者皆可抛；有不幸婚姻的“三部曲”：相敬如宾，相敬如冰，相敬如兵；有易中天在某电视台做节目时说的话：我其实和峨眉山的猴子一样，人家喂你点吃的，然后和你一起照相。我也是一样，人家请我吃饭，然后合影留念，只不过那不叫喂食，叫宴请；有某博主的誓言：“拼爹”不行，就做一个成功的“拼二代”，不能做有钱人的儿子，就做有钱人的爸爸；有某读书人总结的《西游记》三点“特征”：一是义气害死人。妖怪们都太讲义气，抓到唐僧总是要等哥们、姐们一起来吃，结果是耽误了时间，事没办成。二是不要太讲程序。妖怪抓到了唐僧非要先烧水，再把他洗干净，然后再吃，结果效率太低，丧失了机遇。三是别把上级不当回事。孙悟空再能，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也有某大学教授对“当下”的提醒：现在中国市场有点像是小孩子——小孩儿做了坏事眼前可能没事，但长大后必然会受到惩罚……
我从来没有觉得它们会让我立竿见影地成长，但，坚信“曲艺家的肚是杂货铺”，智者眼里“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东西”。我知道相声大师侯宝林《醉酒》里塑造的那位“爬手电筒光柱”的醉汉形象，其“原型”来自一则外国民间幽默。由此便懂得，广泛“包容吸纳”，是优秀的曲艺传统，是优秀传统曲艺生存、成长的根基与基础。只要做侯宝林先生那样的“有心人”，它们的思维、视角、判断、发现、方法等，会丰富我这个曲艺人的“杂货铺”肚子，有一日终会变成超越自己的力量。
民间文化绝不仅仅是以历史面貌存在于世的，它也是富有活力的今天。我认识一位喜爱摄影的朋友，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交换名片，对比我的多种头衔，他则显得“寒酸”，名下只有简短的身份介绍：民间自由摄影人。可就是这七个字，让他走进我的记忆，且对他肃然起敬。不是么，艺术原本就是追求个性与自由的事情，而个性、自由最广阔的天地不就是这位摄影家对自己身份的定位么——民间。之后与其交往的过程，让我愈发明白“高人在民间”这话的有理。他的作品、见识真的比我富有。他对物质与名利看得挺淡，人和作品都没有“玉树临风”的贵族气，但朴实、真诚中却不乏难得的鲜活与生动。那日，他听到我的称赞腼腆一笑：“比你们，我的优势就是少了道叫作‘采风’的程序，因为我本身就生活在‘风’之中；当年北京天桥所以出了个侯宝林，根本缘由是他自己就是天桥人。侯宝林生在天桥、长在天桥，他的爱其实就是天桥的爱——这是一种‘暗合’。侯宝林说观众是他的衣食父母，其实他们彼此的情感本是惺惺相惜，其间没有一丝迁就与凑合。不像现在，爱，被拿捏成了姿态……”
我接他的话说，是的。民间文化，就是生长在民众中间的文化；当然也可以解释成与民众情感无间隔的文化。传统曲艺，唯有情感上与之融为一体，才有可能不断汲取其营养，从而得以健康与成长。
二、优秀传统是曲艺薪尽火传的生存智慧
曲艺文化包括曲艺知识、传统，而所有的曲艺知识、传统都源自于曲艺家对曲艺实践的总结、思考及其对曲艺受众心理的研究。传统曲艺及其曲艺传统是一本需要沉下心来深读细品的文化大书，浅尝辄止休想修成正果。依我一孔之见，曲艺文化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旁收博采，化他为我”。它，尤其注重在其它民间艺术形式中借鉴或汲取，从而丰富、拓展传统曲艺的舞台与空间。天津古彩戏法名家苏长发上台依然坚持“使口”的传统，其中的一段儿令我听着亲切：“天上有云，地上有人；人脖子上有筋，肚子里有心；山上有石头，河里有泥鳅；窗户装在墙上，烟囱装在房上；北京有过皇上，正宫本是娘娘；太阳一出照东墙，西墙底下有阴凉；三人睡觉六条腿，地下放着鞋三双；瘦人没有胖人胖，闺女小子不一样；我说这话你不信，老太太当初都是大姑娘……”我对它亲切是觉得似曾相识：它既像山东快书大师高元钧先生的《大实话》；也似山东琴书名家姚忠贤先生的《正反话》。显然，《大实话》与《正反话》比它“艺术”许多，已经由当初“什样杂耍”艺人撂地的“使口”的“活”，被曲艺人加工、提高成当之无愧的传统曲艺艺术。这件事让我意识到，今天的传统曲艺的萎靡不振，似乎与这种改造、提升的能力退化不无关系。台湾文化大学的金荣华教授说：“中国的艺文，无论是视觉的、听觉的，还是两者并具的，大致上都可以分成三大区块：一是知识分子艺文，二是通俗艺文，三是民间艺文……民间艺文的作者也就是表演者，由于创作过程是全程面对听众或观赏者的，所以在创作过程中也无可避免地受听众和观赏者当时反应的影响，他们之间有着或多或少的互动。这些创作过程中的互动会影响到作品，也就是每一次说的故事、每一次唱的山歌、每一次跳的舞蹈、每一次演的小戏，都很难真正原貌重现的原因。”由此我想到了“一遍拆洗一遍新”的曲艺艺谚，无疑，它是一种曲艺文化自觉，亦是一种曲艺智慧结晶；是一种优秀的曲艺传统，亦是曲艺其“民间文学”本质的具体阐释。
重视“书外功夫”，强调“探底寻根”，即“不说糊涂相声”、“不说糊涂书”，同样是重要的曲艺传统。我的恩师、曲艺名家赵连甲先生曾经给我讲述过一段他的亲身经历。上世纪60年代初的一天，他在济南某书场听山东评书名家傅太臣说新书《铁道游击队》，演出散场时一位观众上前冲傅太臣自我介绍：我是《铁道游击队》的作者刘知侠。傅太臣匆忙让座献茶，并征询刘知侠先生对他改编评书版本的意见。刘知侠性情耿直，坦言相告：“该书的主人公刘洪、王强等人以开炭厂为掩护，组织并逐步扩建打击日本鬼子的铁道游击队，我写的原作里并没有这期间警察局长与伪军头头为一寡妇争风吃醋的情节……不知你为何要画蛇添足？”傅太臣微微一笑答道：“说书最重视故事的合情合理，我增添这一情节无非是为了让整个故事合理……”“我的原作不合理么？”“你在原作中反复强调日本鬼子的阴险狡诈，在沦陷区实行所谓‘治安强化运动’，设户长、甲长、保长等等。如此戒备森严的监控，突然来了群年轻力壮的陌生汉子到此大张旗鼓地开炭厂……无人问、没人管，这，合理么？于是，我才添加上了这段俩坏头目争风吃醋的情节。如此，岂止是利用这类‘八卦’的事调动听书人的关注呀！我还想告诉诸位：开炭厂的人早就引起警察局与伪军们的注意，只是两位头头为了赢得美寡妇的宠爱，各自打着借刀杀人的如意算盘，即都想暂放这群不明身份之人一码，以寻机会令其帮自己除掉情敌，之后再与这拨人理会……”傅太臣不疾不徐一番话，说得刘知侠心悦诚服，拱手连声言道：“有理，有理！你这哪儿是改编呀，完全是重新创作！”之后我追问连甲先生：“‘借刀杀人’在后边的书里傅太臣先生有否交代呀？”先生告诉我：“交代与否都不重要——让故事的‘根由’合乎情理，说书家便自信；做足幕后功课，是曲艺家的基本素养。”
三、中华美学是曲艺生生世世的精神依托
中国古典文艺理论中有“谣谚皆天籁自鸣”之说：“谣”者，即是徒歌，多为引车卖浆等劳动者所唱；“谚”为“传言”，即流传在人们口头上的一些简短精炼的韵语。我始终认为，传统曲艺恰如“谣谚”，它带着大地泥土的芳香，是生活土壤中自然生长的花朵，朴素且优美。
今天传统曲艺的衰弱，根本原因是曲艺传统的价值观、审美观出现偏移所致。十多年之前，我与两位知名曲艺家到一所以“学曲艺”为课余活动特色的学校考察。其间我对同学们说，学曲艺，就是爱中国，因为它发源于我们中国的民间文学；学曲艺，很高尚，因为它始终以为“引车卖浆”等劳动者服务为荣……讲到此时，引起同行的一位老先生的不满，他打断我的话，说：“说书家曾被请到宫里给皇帝说书……”显然，既是在有些得益于为民说书而成名成家的曲艺前辈眼里，得到“权贵”、“上流”青睐，才是值得炫耀的价值。这让我想到今天从事传统曲艺的人，其价值“参照物”几乎与“扎根民间”没有多少关系了，评断乡情乡音之曲艺的标准只剩下了获奖率与上镜率。“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说到家，曲艺依附的“皮”最终并不是民间文学，而是它与大众百姓的真情实感。
历史上“建安文学”的代表性作家曹植，本是一个很自负的公子哥。他之所以在诗歌等方面取得不菲成就，与他能够克服偏见，放下身价，重视民间文学不无关系。曹植曾说，“街谈巷说，必有可采”。明代大作家冯梦龙直言“有假诗文，无假山歌”。山歌所以“真”，在于它来自老百姓的现实生活，而深得民心的民间文学，往往世代流传；那些趋炎附势的诗文则顶多昙花一现。由此想到，至今依然活跃在相声舞台上的诸如《黄鹤楼》《规矩论》等，即使将《中国相声大词典》翻烂,也只能找到“搜集人”或“某某演出本”的注释，而休想找到作者的名字。据我所知，很多单口相声的名字，我们同样可以在《中国民间故事大词典》里与之相遇。也许这就是民间文学的魔力，即，它可以得到有效的传承，但因为是口口相传数代人的集体创作，其出处与最初作者都已无从考证。这与当下传统曲艺的创作状况相反，每个作品都写着一个以上的作者“大名”——尽管很多作品说的啥，我们把脑壳拍破也想不起它来了……
当下中国发行量最大的读物，是民间文学月刊《故事会》。它因为有400万的长期、固定读者，被某些外国汉学家称为“读懂中国的一把钥匙”。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与之同一时期，以“妙说故事”为主要特征的传统曲艺，却遭遇发展瓶颈，受众日渐稀少。形成于此的缘由错综复杂，但，本人却从来不信“曲艺趋向衰亡”的观点。我的理由来自当年民俗泰斗钟敬文的一句名言：“故事和人类语言共存”。我坚信，只要人类的语言存在，人间的美妙的故事就会发生；只要传统曲艺回归到生它、育它的民间去，一定会有汲取养分、施展抱负、大有作为的天地。
传统曲艺将东汉时代的说书俑视为“图腾”。遗憾，曲艺家似乎对其精神世界缺少深入探寻——说书俑左腋下夹个手鼓，右手握着鼓棒前伸，神采飞扬，可见说到美妙之处说书人自己亦欲罢不能了。每回与之相遇，耳边便会响起陆游的诗句：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我不会写诗，但也曾有感而发写过一段“顺口溜”：一辈子的梦想就是做一个普普通通的曲艺家，是的，顶多顶多就是你们家房前院后的一朵小花……记住，“小花”往往有“大命”——因为根须深扎大地，便经得住暴雨浇，耐得起狂风刮……
我知道，“历史上伟大的作家文艺家都是一些胖娃娃，这些胖娃娃都是喝民间文艺的奶长大的。”（周扬语）正是基于这样的价值观与审美观，我对包括“顺口溜”在内的民间文学非但不敢有一丝的轻视，且一向诚惶诚恐，敬重有加。我认知里的曲艺传统，不仅是曲艺艺人世代相传的曲艺文化、曲艺精神，亦是其创造经典、成就名家、丰富自我的思维、智慧及其方法。面对当下温室“盆景”凋谢零落，大地“野花”竞相开放的曲艺生态，优秀的曲艺传统提醒我，“礼失而求诸野”，让曲艺回归到哺育它生长的民间去，那里才是曲艺之花永开不败的源头活水。
一、民间文化是曲艺安身立命的源头活水
歌德曾经说过，“作品的价值大小，要看它所唤起热情的浓薄。”认同它，所以，我从来不认为曲艺作品是“小玩意儿”，更没有因为从事传统曲艺而妄自菲薄。当然也便没有某些大学者的焦虑，担心流行民间的“段子”成了当代整体文学的“符号”。我甚至不敢否认很多好段子让我叹为观止，令我从中得到许多有益的滋养与启迪。我的笔记本里摘录了许多“段子”品质的“当代民间文学”，有某男人“宣言”：少女诚可贵，少妇价更高，若有富婆在，二者皆可抛；有不幸婚姻的“三部曲”：相敬如宾，相敬如冰，相敬如兵；有易中天在某电视台做节目时说的话：我其实和峨眉山的猴子一样，人家喂你点吃的，然后和你一起照相。我也是一样，人家请我吃饭，然后合影留念，只不过那不叫喂食，叫宴请；有某博主的誓言：“拼爹”不行，就做一个成功的“拼二代”，不能做有钱人的儿子，就做有钱人的爸爸；有某读书人总结的《西游记》三点“特征”：一是义气害死人。妖怪们都太讲义气，抓到唐僧总是要等哥们、姐们一起来吃，结果是耽误了时间，事没办成。二是不要太讲程序。妖怪抓到了唐僧非要先烧水，再把他洗干净，然后再吃，结果效率太低，丧失了机遇。三是别把上级不当回事。孙悟空再能，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也有某大学教授对“当下”的提醒：现在中国市场有点像是小孩子——小孩儿做了坏事眼前可能没事，但长大后必然会受到惩罚……
我从来没有觉得它们会让我立竿见影地成长，但，坚信“曲艺家的肚是杂货铺”，智者眼里“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东西”。我知道相声大师侯宝林《醉酒》里塑造的那位“爬手电筒光柱”的醉汉形象，其“原型”来自一则外国民间幽默。由此便懂得，广泛“包容吸纳”，是优秀的曲艺传统，是优秀传统曲艺生存、成长的根基与基础。只要做侯宝林先生那样的“有心人”，它们的思维、视角、判断、发现、方法等，会丰富我这个曲艺人的“杂货铺”肚子，有一日终会变成超越自己的力量。
民间文化绝不仅仅是以历史面貌存在于世的，它也是富有活力的今天。我认识一位喜爱摄影的朋友，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交换名片，对比我的多种头衔，他则显得“寒酸”，名下只有简短的身份介绍：民间自由摄影人。可就是这七个字，让他走进我的记忆，且对他肃然起敬。不是么，艺术原本就是追求个性与自由的事情，而个性、自由最广阔的天地不就是这位摄影家对自己身份的定位么——民间。之后与其交往的过程，让我愈发明白“高人在民间”这话的有理。他的作品、见识真的比我富有。他对物质与名利看得挺淡，人和作品都没有“玉树临风”的贵族气，但朴实、真诚中却不乏难得的鲜活与生动。那日，他听到我的称赞腼腆一笑：“比你们，我的优势就是少了道叫作‘采风’的程序，因为我本身就生活在‘风’之中；当年北京天桥所以出了个侯宝林，根本缘由是他自己就是天桥人。侯宝林生在天桥、长在天桥，他的爱其实就是天桥的爱——这是一种‘暗合’。侯宝林说观众是他的衣食父母，其实他们彼此的情感本是惺惺相惜，其间没有一丝迁就与凑合。不像现在，爱，被拿捏成了姿态……”
我接他的话说，是的。民间文化，就是生长在民众中间的文化；当然也可以解释成与民众情感无间隔的文化。传统曲艺，唯有情感上与之融为一体，才有可能不断汲取其营养，从而得以健康与成长。
二、优秀传统是曲艺薪尽火传的生存智慧
曲艺文化包括曲艺知识、传统，而所有的曲艺知识、传统都源自于曲艺家对曲艺实践的总结、思考及其对曲艺受众心理的研究。传统曲艺及其曲艺传统是一本需要沉下心来深读细品的文化大书，浅尝辄止休想修成正果。依我一孔之见，曲艺文化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旁收博采，化他为我”。它，尤其注重在其它民间艺术形式中借鉴或汲取，从而丰富、拓展传统曲艺的舞台与空间。天津古彩戏法名家苏长发上台依然坚持“使口”的传统，其中的一段儿令我听着亲切：“天上有云，地上有人；人脖子上有筋，肚子里有心；山上有石头，河里有泥鳅；窗户装在墙上，烟囱装在房上；北京有过皇上，正宫本是娘娘；太阳一出照东墙，西墙底下有阴凉；三人睡觉六条腿，地下放着鞋三双；瘦人没有胖人胖，闺女小子不一样；我说这话你不信，老太太当初都是大姑娘……”我对它亲切是觉得似曾相识：它既像山东快书大师高元钧先生的《大实话》；也似山东琴书名家姚忠贤先生的《正反话》。显然，《大实话》与《正反话》比它“艺术”许多，已经由当初“什样杂耍”艺人撂地的“使口”的“活”，被曲艺人加工、提高成当之无愧的传统曲艺艺术。这件事让我意识到，今天的传统曲艺的萎靡不振，似乎与这种改造、提升的能力退化不无关系。台湾文化大学的金荣华教授说：“中国的艺文，无论是视觉的、听觉的，还是两者并具的，大致上都可以分成三大区块：一是知识分子艺文，二是通俗艺文，三是民间艺文……民间艺文的作者也就是表演者，由于创作过程是全程面对听众或观赏者的，所以在创作过程中也无可避免地受听众和观赏者当时反应的影响，他们之间有着或多或少的互动。这些创作过程中的互动会影响到作品，也就是每一次说的故事、每一次唱的山歌、每一次跳的舞蹈、每一次演的小戏，都很难真正原貌重现的原因。”由此我想到了“一遍拆洗一遍新”的曲艺艺谚，无疑，它是一种曲艺文化自觉，亦是一种曲艺智慧结晶；是一种优秀的曲艺传统，亦是曲艺其“民间文学”本质的具体阐释。
重视“书外功夫”，强调“探底寻根”，即“不说糊涂相声”、“不说糊涂书”，同样是重要的曲艺传统。我的恩师、曲艺名家赵连甲先生曾经给我讲述过一段他的亲身经历。上世纪60年代初的一天，他在济南某书场听山东评书名家傅太臣说新书《铁道游击队》，演出散场时一位观众上前冲傅太臣自我介绍：我是《铁道游击队》的作者刘知侠。傅太臣匆忙让座献茶，并征询刘知侠先生对他改编评书版本的意见。刘知侠性情耿直，坦言相告：“该书的主人公刘洪、王强等人以开炭厂为掩护，组织并逐步扩建打击日本鬼子的铁道游击队，我写的原作里并没有这期间警察局长与伪军头头为一寡妇争风吃醋的情节……不知你为何要画蛇添足？”傅太臣微微一笑答道：“说书最重视故事的合情合理，我增添这一情节无非是为了让整个故事合理……”“我的原作不合理么？”“你在原作中反复强调日本鬼子的阴险狡诈，在沦陷区实行所谓‘治安强化运动’，设户长、甲长、保长等等。如此戒备森严的监控，突然来了群年轻力壮的陌生汉子到此大张旗鼓地开炭厂……无人问、没人管，这，合理么？于是，我才添加上了这段俩坏头目争风吃醋的情节。如此，岂止是利用这类‘八卦’的事调动听书人的关注呀！我还想告诉诸位：开炭厂的人早就引起警察局与伪军们的注意，只是两位头头为了赢得美寡妇的宠爱，各自打着借刀杀人的如意算盘，即都想暂放这群不明身份之人一码，以寻机会令其帮自己除掉情敌，之后再与这拨人理会……”傅太臣不疾不徐一番话，说得刘知侠心悦诚服，拱手连声言道：“有理，有理！你这哪儿是改编呀，完全是重新创作！”之后我追问连甲先生：“‘借刀杀人’在后边的书里傅太臣先生有否交代呀？”先生告诉我：“交代与否都不重要——让故事的‘根由’合乎情理，说书家便自信；做足幕后功课，是曲艺家的基本素养。”
三、中华美学是曲艺生生世世的精神依托
中国古典文艺理论中有“谣谚皆天籁自鸣”之说：“谣”者，即是徒歌，多为引车卖浆等劳动者所唱；“谚”为“传言”，即流传在人们口头上的一些简短精炼的韵语。我始终认为，传统曲艺恰如“谣谚”，它带着大地泥土的芳香，是生活土壤中自然生长的花朵，朴素且优美。
今天传统曲艺的衰弱，根本原因是曲艺传统的价值观、审美观出现偏移所致。十多年之前，我与两位知名曲艺家到一所以“学曲艺”为课余活动特色的学校考察。其间我对同学们说，学曲艺，就是爱中国，因为它发源于我们中国的民间文学；学曲艺，很高尚，因为它始终以为“引车卖浆”等劳动者服务为荣……讲到此时，引起同行的一位老先生的不满，他打断我的话，说：“说书家曾被请到宫里给皇帝说书……”显然，既是在有些得益于为民说书而成名成家的曲艺前辈眼里，得到“权贵”、“上流”青睐，才是值得炫耀的价值。这让我想到今天从事传统曲艺的人，其价值“参照物”几乎与“扎根民间”没有多少关系了，评断乡情乡音之曲艺的标准只剩下了获奖率与上镜率。“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说到家，曲艺依附的“皮”最终并不是民间文学，而是它与大众百姓的真情实感。
历史上“建安文学”的代表性作家曹植，本是一个很自负的公子哥。他之所以在诗歌等方面取得不菲成就，与他能够克服偏见，放下身价，重视民间文学不无关系。曹植曾说，“街谈巷说，必有可采”。明代大作家冯梦龙直言“有假诗文，无假山歌”。山歌所以“真”，在于它来自老百姓的现实生活，而深得民心的民间文学，往往世代流传；那些趋炎附势的诗文则顶多昙花一现。由此想到，至今依然活跃在相声舞台上的诸如《黄鹤楼》《规矩论》等，即使将《中国相声大词典》翻烂,也只能找到“搜集人”或“某某演出本”的注释，而休想找到作者的名字。据我所知，很多单口相声的名字，我们同样可以在《中国民间故事大词典》里与之相遇。也许这就是民间文学的魔力，即，它可以得到有效的传承，但因为是口口相传数代人的集体创作，其出处与最初作者都已无从考证。这与当下传统曲艺的创作状况相反，每个作品都写着一个以上的作者“大名”——尽管很多作品说的啥，我们把脑壳拍破也想不起它来了……
当下中国发行量最大的读物，是民间文学月刊《故事会》。它因为有400万的长期、固定读者，被某些外国汉学家称为“读懂中国的一把钥匙”。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与之同一时期，以“妙说故事”为主要特征的传统曲艺，却遭遇发展瓶颈，受众日渐稀少。形成于此的缘由错综复杂，但，本人却从来不信“曲艺趋向衰亡”的观点。我的理由来自当年民俗泰斗钟敬文的一句名言：“故事和人类语言共存”。我坚信，只要人类的语言存在，人间的美妙的故事就会发生；只要传统曲艺回归到生它、育它的民间去，一定会有汲取养分、施展抱负、大有作为的天地。
传统曲艺将东汉时代的说书俑视为“图腾”。遗憾，曲艺家似乎对其精神世界缺少深入探寻——说书俑左腋下夹个手鼓，右手握着鼓棒前伸，神采飞扬，可见说到美妙之处说书人自己亦欲罢不能了。每回与之相遇，耳边便会响起陆游的诗句：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我不会写诗，但也曾有感而发写过一段“顺口溜”：一辈子的梦想就是做一个普普通通的曲艺家，是的，顶多顶多就是你们家房前院后的一朵小花……记住，“小花”往往有“大命”——因为根须深扎大地，便经得住暴雨浇，耐得起狂风刮……